京裕

醉向菖蒲花,懒寻阳台酒

【杂烩】于历史对面动情——兼谈几位感性的史官


这几天昏沉沉的,写一点杂论,梳理梳理思路。

---------------------------


史学是严肃的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它所要求的务实精神和理性支撑绝不亚于自然科学。一旦违背了“真实”,历史的合法性,很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德国卡西尔的《人论》讲:“历史必须从事实开始。”


钱基博先生总结得更到位:“夫史以传信,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


由于成长经历,酷嗜历史题材,喜欢史书背后凝聚的文化力量。然而,虚乏的真实与“假”一样,简单粗暴,并无多大意义。至于以真为善、以假为恶,那更是思维惰性的表现了。


活在当下,大脑就不宜滞留在原始的价值体系里。


真实闪耀出光芒,具体环境主要有三:


第一,研究者内部的学理交锋。


第二,当某件事的真实作为一种社会或文化的“真相”,有必要诚实地告知其所关涉的一切人。


第三,社会处于过渡转型时期,共同价值观缺失。“真实”这一较为物化(真假近似于有无,是实体的存在状况)的准则是公众惟一能接受的东西。


虚构文学的阅读环境,并不符合这三类情形的任何一种。文学的价值取向,本就诉诸于情感,同时站在事理逻辑和感性直观两块奠基石上。因此,历史虚构本无伦理道德的包袱。


但是,大量历史题材文学仍是“按鉴编次”,即参照史书事序写的,反映出事理通顺的必要性。因为史书经过了长年修订整理,将大部分事实与关系作出了合理解释,逻辑优越性远非一般人所及。


这种情况下,虚构者还有什么深层动机呢?



在我看来,一个现实原因是,现存的主流叙事学实在不尽人意。


以下是一段访谈中的讨论:


主持人:


历史不光是一串枯燥的数据,也不光是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它也不是废墟——历史也有自己的荷尔蒙,有自己巨大的情感肉身。……对于民族英雄岳飞这样一个常识,您认为是一个需要去力挺的一个常识,还是一个需要去反抗的常识?

嘉宾:
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岳飞是民族英雄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否认它,但是对这位家喻户晓的形象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为英雄还是需要加以辨别。说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取决于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中去讨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脉络里,比如在南宋的民众眼中他就是英雄,但如果脱离了这个历史情境,岳飞是不是可以作为英雄来对待,就需要辨别和讨论。为什么?因为在南宋岳飞之所以被当作一个民族英雄,主要是他为保卫宋朝对抗金人献出了生命,南宋又是汉人建立的王朝,与它对峙的辽金则被看作是文明低下的野蛮人。岳飞作为宋朝的大将,他是在对抗金人这类野蛮未开化的异族中赢得尊敬的,这在宋朝不成问题,因为宋朝的文人普遍持有一种“夷夏之辩”的观念,认为汉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势不两立。可是金朝人的后代是后金,后金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清王朝。我们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岳飞是民族英雄,那么金人的后代满人所建立的大清王朝是不是也同样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如果承认大清王朝是中国历朝历史的延续,那么在清朝岳飞就不可能被当作民族英雄加以看待,相反他是打击满人祖先的罪人。但后来乾隆帝南巡还特意去祭拜岳飞,就我的理解而言,乾隆已不是把岳飞当作某个民族的英雄,而是把他当作为君王尽忠的名将,种族之间的仇视可以用“忠”的标准予以化解,在忠于君主的前提下,岳飞可以被视为英雄,但他作为象征符号已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种族如汉族,所以就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所以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认识。
——东方历史评论《关于历史的五条“反常识”》



读完上面的洋洋大论,我有了一个基本感受:


嘉宾漠视了主持人所反映的读者情感期待,其所关注的问题,并非令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症结所在。


可以说,现存在大部分媒体的历史叙事,都是这一类貌似冷静、实际缺乏独立思考的论评。从而导致了主持人(代表读者)与论者貌合神离。


它们既不可能超越功利的环境,就实论实,做一点知识推进工作,也没办法在情绪上引发历史爱好者的共鸣。 最后,随着历史逐渐失去普遍关注,它成为消闲逗闷、百家讲堂里唾余之类的东西。


当人们嘲骂现状,有我却不由得想要回溯其最初的时候。它不但有立场,有人情味,也在宣传技巧上有所创造,更贴合人心的温度。


这得益于既往时代一个感性的史官群体。


读书的时候,一个被称作“孙爷爷”的老师最受学生欢迎,那是个堪称才子的老人。他经常喝一口水,翻着讲义。我记得他讲赵盾,抚着阳光下的书影,讲春秋大义感侠客的故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癖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齐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一个刺客,在被害者庭中,恍然间动容于当朝宰相的勤勉,不顾自己渺小的存在,做出了面向人生终极追求的激烈抉择,任是少年也不禁为之慷慨兴叹。


可惜,这不是历史。


潜行入院,触怀而死,何人闻其声,何人录其言?凭虚立论,将寥寥数笔注入自己的价值取向,实际是史官的“点染烘托”法。



《公羊》在这一段的记载完全不同。


刺杀赵盾的人,变成“某武士”;他上堂不见人,入闺不见人,至窗下,见赵盾食“鱼飧”。齐国享鱼盐之利,这位武士于是大发感叹:厅堂不用仆役,是赵盾的平易近人。身为宰相而食廉价之鱼,是他的简朴。唯有一死谢罪。



在两部同类史书里,惟一可证的实事仅有“晋灵公刺杀赵盾,刺客自杀”,其余的跌宕,信为钱钟书所谓的“史家之代言”了。


左丘明、公羊高是这样一类史官:他们依托过分稀缺的史料,借助合理演绎和情感体会,增漏补缺,传立其一家的不朽之言。


紧接着,真正的立言者司马迁出现。


司马迁的立言习惯,已经令《史记》成为光荣地编入各类文学史著作,当之无愧的小说源流。而史迁本人对李广、郭解的主观崇拜,对卫青、刘彻的齿冷,给《史记》带来了流传中的毁誉参半,以及一大批分享其萌点的受众。


我以为司马迁的笼罩是《史记》逃不开的大网。在融情于史的人那里,故纸不会是死的故纸。 


立言,也立情感。



我需要谈到一位不太经见的史官,他名唤蒋士铨,清代人。这位老先生的有趣之处在于,先做了八年国史馆的编修,后做了半辈子隐士、文学家。对某一种东西爱好强烈的人,往往带有一点偏执倾向,蒋士铨的脾气不好,官场蹭蹬,什么机会也捞不上。他是背负着被调动到行宫做“内伶供奉”的压力,含怨而辞官的。


他的文学生涯却实在不赖。清代的戏曲自《桃花扇》《长生殿》后,以这位蒋士铨的十二种曲为剧坛中兴之作。他创意不俗,写过一部虚构汤显祖为官为文经历的《临川梦》,让大作家在戏中跟自己笔下的杜丽娘、霍小玉相见,来一番跨时空对话,颇有现代剧的雏形。


不过,这里且不谈他的“现代”,而先看一看他的“传统”。


蒋士铨写了十二部剧,十部是历史剧。他几乎不曾写过任何红粉佳人、风流韵事,更不染色情。要说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没有什么赶得上“才子佳人后花园”,他喜欢逆势而动,拿真实的人物悲剧说事,大概也曾弄得一心求娱乐的观众很尴尬。 



从他几个有代表性的剧目,不难感到这位史官的兴奋点所在:《桂林霜》,讲述明末桂林马太守的殉国难;《冬青树》,表现宋季文天祥、谢枋得的大节;《空谷香》,表彰烈妇姚氏。


思想观念里的“太史”身份,伴随了他的一生。


歌功颂德,可以迎合官府;歌颂小人物及前朝的烈士,则有几分不合时宜的气势。


蒋士铨是个容易被“情”左右的史官。他的朋友描述,蒋脾气温和,性情激烈,每每谈论到历史细节,目光便咄咄逼人。哽咽而激动地感慨,声调铮铮不可遏。龌龊的文人看到这样就悄悄避开,但好友从不觉得厌倦。


用现在的观念衡量,他属于一个感性思维活跃、社交分寸感很差的艺术家。


不知道他的作品当时卖不卖坐,对这样的狂人,终究也无所谓。总之,他描述自己的读书状态,完全着眼于精神层面:


谈孝说忠犹耿耿,伤离感逝自沉沉。(《病中生日感作》)


这是我看关于感性历史体认的最佳表述。“忠”“孝”是笼统的道德概念,“离”“逝”才是连接其与后世情感共鸣的所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固守不同的价值话语,然而切身体验的共通性,仍然牢牢建立于日常生活的传承中。


离别和远逝,关乎人的普遍命运。大到盛衰轮转,具体到一个生命的远遁与终结,这些日常不可避免的事实,经由故纸上两行史记被唤醒,敲打着后辈的心,激荡出长长久久、萦绕不绝的悲剧性怀想:


我们与他们一样。



把历史当作纯理性的记录,只存在细节真伪问题,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当下即永久。


而将历史视作人类的心灵历程、情感的交流,则不可避免地陷入深深忧虑。


忧虑是一种需要回避的感受吗?


我倒愿意选择这种忧虑,它是每个现实中人应当承担起来的责任。尤其当面对历史,我们唤醒了它,与其说难过,不妨说有种淡淡的欣喜,似有所得。


它是一种更加贴近总体真实的态度。

评论(8)

热度(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