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裕

醉向菖蒲花,懒寻阳台酒

【杂拌】文史揪斗两相欢,常得少年带笑看——历史与小说的千古恩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文人的地方——就有团糨糊。

 

在文史圈时不时能看到文学历史互掐。实际上,小说早被历史批判了很多年。同样是叙事,史官辛苦挖坟,焚膏继晷,凝成一点点汗青,被小说家拿来敷演,动辄上万言,掌声和营业额反而送给了后者。随手翻翻史书里的各种“小说家目录”,不难感受我史对野狐禅的深深怨念:


 

(1)“这类‘某某是个蛇精’‘某某是个猪精’的记载(某某皆为宋人),文字涉嫌封建迷信。韦人有三只眼睛,突厥人长着牛蹄子,啥玩意儿嘛?全都避免不了小说家的习气——呢!【史官脸】”

——《四库提要•东斋记事》

 

(2)“《南岳夫人》这个条目吧,特别的猥亵。看起来,作者又弄起小说那一套了。哼,都不在乎玷污了自己这本书。【冷笑】”

——《四库提要•东南纪闻》

 

(3)“写的东西很香艳,很宣淫……对,就像唐代小说的那种感觉。(唐代小说:啊?我惹你了?而且这句话说明你也读过吧?!)”

——《四库存目提要•汉杂事密辛》

 

这种趣味性翻译并没有评判高下的意思。抛开广为流行的各种偏见,我很想以自己游走于文史之间的经历谈一谈,叙事文学&历史,它们的恩怨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影响我们今日的阅读的。

 

  • 千秋战役的第一声号角

 

叙事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曾经是那么的如胶似漆。《左传》善记言谈,行人辞令铿锵,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家屡屡击节称叹,祈祷缪斯、文曲星降福,让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这么个性化的对白。《史记》的原创部分(一部分抄缀自战国旧史),被司马迁大人一颗扑扑跳动的文学心脏赋予了旺盛的想象力,导致后人一边读,一边爽,偶尔觉得有点不对劲:


“霸王乌江自刎,身边的亲信全死了,他的诗怎么传到汉军耳朵里,过了一百年司马迁都知道?”


“吕后和刘邦商议国政,言辞侃侃,不愧是女丈夫。——但这属于夫妻夜话吧?当一名汉太史,难道还要学习周邦彦的本领吗?”

 

至少,先秦时代的人不会如此怀疑。彼时知识为少数贵族垄断,而历史介于巫卜星吏之间。可以想象,一个星象家气质的官员会怎样润色史钞,只为让读到它的王公贵族产生更强烈的崇敬感。那个时代,叙事文学几乎为零,而历史研究本身也不算发达。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讲究“疑古”。印刷业的发展和学术的昌明,吸引了大批社会中坚参与,他们不甘心延续训诂学的传统,做经传的附庸。同一时期,杂剧、话本、曲艺等叙事文体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为标榜自我,宋人常对神圣的史书发表宏论。作为潮流的引领者,苏家父子写下了《六国论》和《留侯论》。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无不尽显文采风流:

 

a“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b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岂非振聋发聩之语?然而,就实证的眼光看,这些只能是文学家的臆谈。


非常不严谨的史论。


通常情况下,一则史论应以文献为基础,指向客观原因,而苏氏父子却以联想和比附为基础,指向主观原因。最为忌讳的是在史论中使用修辞。灭六国的当然是秦国,不是汉,更不是五胡,但为了把“六国灭亡离不开自身积弊”这个烂大街的观点鲜明化,苏洵用了一个譬喻,“灭六国者六国也”,相当耸人听闻。

 

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交待文史格局的变化。宋儒的史论反映出知识界的两点巨变:


一、士大夫开始把历史当作展示个性的论题。


二、历史研究开始变得感性,比如《留侯论》辨析楚汉成败,却对张良性情、姿容的极尽追摹,这些完全可以算是文学的内容。

 

武松劝说潘金莲:“表壮不如里壮。”这句话对武大郎家管用,对任何一个团体的稳定都管用。历史和文学对垒,总也讨不到便宜,原因就在于正统文人内部出了叛徒。士大夫和俗流的分野,一般除了社会地位和财富,主要依靠思想区分。史书代表了理性与谨严,稗官代表了趣味,宋代文人的个性言论很大程度上扶持了后者,使之能够与前者分庭抗礼。


这一时期,全面的对抗还未到来,因为俗文学确实还只是星星之火,大家看不上眼。等到元代,春晚小品般的杂剧发展成五幕悲喜剧式的鸿篇《西厢记》,德云社贯口般的话本发展成《水浒》《三国》,史书的黄昏才真正降临,知识界的内部肃清工作也就刻不容缓了。

 

  • 文坛的反击

 

官方如何从言论和市场两方面打击小说,此处毋庸赘言。看看历代禁毁书目,以及各种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文字,讲真,它们蛮替史家招黑。

 

如果用拟人的角度看,历史一方的怨愤其实很好理解:曾经,我独霸一方,你茕茕羸弱,我收留了你,带你一起玩;曾几何时,你在我的羽翼下日渐成熟,我放飞了你,给了你“稗官”的名号,希望你辅助我,永远陪伴在我身后;谁料想,你成了名,得了利,竟视我如仆婢,颐指气使,将我与你的旧情书掰扯出来给外人笑骂……无论内心多么怨妇,历史毕竟是一种素来尊贵的文体,它不容怜悯,它受了侮辱,会冷静地推行复仇。

 

面对来势汹汹禁毁、骂战,文学一方的态度也是以退为进。一般来讲,普通小说,最多是被骂做淫邪,但是,广为流行的历史虚构小说,由于触及了双方的敏感地带,处境就有点尴尬。就明代的历史小说而言,要么是因为想象力丰富而被棒杀,要么是因为亦步亦趋的写史而脱离了流行市场。达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般出入无间的高度很难。绝大多数作家都清楚这一点,他们被主流言论压着,心里也不甘心,慢慢琢磨出一条新路。今不同昔了,你史有高级知识分子,我小说家如今也是人才济济啊。

 

a 有讲哲学的: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嘻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而。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辩其缪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谢肇淛《五杂组》

 

b 有玩太极的:

“我又比不得司马迁,他们家从爷爷辈开始就在搞史学了。我就写给懂的人看,不爱看随意。倘若一定要件件事情讲考据,《资质通鉴》、《二十四史》摆在密排库,都没有人借,你要看就去看,何必来剧场跟我喷?【正直的眼神】”

——周乐清《补天石传奇自序》(渣翻译)

 

c 有以毒攻毒的

小说可以“补史”啦、可以“讽喻”啦、可以“辅助教化”啦,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话:“我虽然走了,心永远在你这里。”愿意忽悠就忽悠吧!原谅我,此处实在懒得找具体文献了。

 

交相攻讦,没有多少实际指向,总让人觉得累。文啊,史啊,你们各擅其美。作为读者,我不愿意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消失在尘埃中。

 

  • 不共戴天之仇

 

综上,文与史这一场争,结果注定不干不脆。他们在题材上有所交叉,在文体上却又互补,依然如胶似漆。随着晚明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注重“性灵”、“童心”、“至情”,很少再有人粗暴打击小说了。

 

执着的人依然在执着。

 

文章开始提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炎黄人都知道,《四库》的总编修是纪昀纪大烟袋,字晓岚的那位。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对于小说的切齿。说起这番执拗的缘故,还牵扯到一番伤心往事: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沈不返,以迄于亡。”

——《阅微草堂笔记•附记汝佶六则》

 

纪昀有一个很聪慧的长子,自小被父母寄予厚望。然而纪汝佶耽于诗文,大约并不爱科举。他在山东得到了早期流行的《聊斋志异》,沉湎不已,后病亡。纪昀以其病,深恨狐鬼小说贻误青年,竟作《阅微草堂笔记》,意欲扶正小说的流脉。

 

这是《聊斋》接受史上有名的“杀人”事件。无论纪昀的证据多么微薄,慈父的拳拳爱子之心毕竟真挚,而私心亦成为他批评小说的更直接动力,这种批评,相比《四库提要》的明讥暗讽,其实包含了更充实的思考,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罗列于此:

 

(一)《阅微草堂笔记》本身属于文言小说,身为史官,纪昀并没有否认小说的文体。

 

(二)《阅微草堂笔记》也涉及鬼怪,只不过多提供生活的解释,有趣味,但不迷信。


(三)史官愿意看到的小说内容:真实、理性、杜绝感情过剩。

 

仅仅因为自己家庭不幸,便笼统地归罪小说,这当然不是值得肯定的对象,而纪昀也不是这样一种人。青年人早夭,与古代的医疗条件有关,但类似《红楼梦》等作品都表现出心理因素对少年人健康的影响。如果仔细回想《聊斋志异》的风格,除人鬼交合、多纵欲想以外,其伤感、悲怆、幽情难忘的质感,确实极能撼动人心。若《红玉》、《公孙九娘》等篇章,凄楚惨怛,缺少内在砥砺之人,读来不能涵泳于心,是很可能招来一场疾病的。

 

想要小说家不钟情,这办不到,因为小说的功用即点染情性;

想要史学家不苛刻,这办不到,因为历史的精神即锱铢必较。

 

据此看,无论旁人怎么劝戒,身在战局的两方还是要继续撕扯下去。相生相伴而又不共戴天,它们的故事大可以再做几部小说了。我这篇小故事只讲到这里。

  • 卒章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如是说。

 

孔子是知识的代表。知识是可贵的,它标画出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历史则是关于人类既往活动的知识。当先民终于设计出一种文学体裁、记载种群的历史时,可以推测,人类从此变得自信。“史”与“文”,夜行者的燃木,面对茫茫光阴,人们阔步朝前走,不再惧怕一片混沌。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春夜宴桃李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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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裕有话说:这篇写得仓促,问题抓得不牢,尽力了。纯个人观点,欢迎批评,以及恶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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