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裕

醉向菖蒲花,懒寻阳台酒

【杂拌】阅读趣味:单一的历史和繁密的历史


(图文无关)

我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或不能在一时间解决。它们便堆砌在一起,结成方块,渐渐填塞胸中。李卓吾在《水浒传》序说,浇灭心头的垒砌,正需要酒精一类致幻剂。我说不。当问题被放到台面上,重新审视这堆垒块,你会发现纷杂的头绪固有清晰的指向,比酒精主导的大脑要有条理,也更坦诚。它们只是无法沿着边际线被一一切割。

人类思维向来存在着一种惯性:条分缕析,剥茧抽丝,极致的盘查包含着极致的诱惑。

我宁愿选择冷静对待。

在历史领域里,系统分析的方法从不曾远离书案,可与单一对象研究的方法分庭抗礼。“掌故本谓一国之文献”(马瀛语),单有文献,无法支撑起一门足以媲美泰西的学科,所以须改“国故”为“国学”,方有助于提高价值。今日的国学如何风靡,书市的汪洋一片普及本经典即可说明问题,此处且不论学统盛衰。在我看来,国学热从另一方面说明人类思维亦对大词汇趋之若鹜,以及马氏的眼光犀利。值得深思的是,国学将经史子集的界限打破,这一方面意义少有人关注。实际上,若不讨论新国学成果的泥沙俱下,这种强调视域融合的研究,竟可与西方晚近的“历史+文化”研究相提并论。其对于当前纯文献化的历史研究导向无疑是一种平衡。

笼统地说,世界有多繁复,思维就有多少层次。

文学的问题上也一样。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遇到过,文学作品欣赏中各人眼光的差异,以及对于某一风格难以想象的批判、质疑。我是特指历史题材小说。写史的小说,有时候,也包括涉史的小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增添了文藻飞动,但严肃的地方跟正经史书并无不同。换言之,太多小说作者在自娱之外包藏了野心:司马迁《史记》没说清楚的点,我要用我的键盘和文档说清!(@巴尔扎克)

写清楚历史的一种面目,按学术习惯,最好方法就是精选单一论题,比较分析,控制变量。

这里不容易举出小说的例子(本国演义传统下,历史小说多喜欢密集铺陈),不妨引用咏史诗,说明描摹单一对象的写法: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班固《咏史》

议论简明直接,得益于前文的一线贯穿,终篇事理毕现。这显然不是一篇声情并茂的佳作,但就说事情、表态度、摆观点而言,这是非常清晰有力的。这种立场,这种方法,在现代产生了郭沫若史剧,在当代产生了巨著《李自成》。它们收获了荣誉,也收获了批判和质疑:这里能容纳文学的自由想象?

在一部分人心中,历史,仍然是学究的专利。文学的重构,尤其是背景杂糅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应有的“威望”。我特意挑选了这个分量很重的词汇,鉴于历史在本国传统中的地位。只不过,威望亦是人类心头虚飘飘的光环之一种。需要说明,书写单一的历史对象,并不意味着必然跟理性分析挂钩,它或许是素材所限,也可能是本文开头说的思维惯性。反过来讲,形式无高下,根据写作目标选择行文样式,大概是较为踏实的态度。

现在,我想谈谈繁密的历史素材处理。

单一的历史对象通常在文采以外展现“史才、史学、史识”;繁密的历史意象通常在适应自由抒情的需要。跨时空的组接并非生活真实的写照,却能反映出感性思维的一般形式。

我是指成功的作品。

(一)

诗词中的例子,首先就有辛弃疾,惯会写历史典故的一个人: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

读来也狂,也乱,但辛氏以其特有的文字节奏,短长顿挫,唤起了一幅幅历史映画的生命力。

一则命题作文:送别。辛氏连续描摹了五个古人送别的掌故,上阕宫妃怨女,下阙英雄侠客。对“送弟”的主题多有深化,更重要的是,瞬间的情绪被拉长放大,直至与光阴一同广袤无端。通过特定情绪的类比联想,万古与我同在。通过历史意象的强制组接,我在古人现场。“我”固然无足称道,直到进入一个历史群列。个体的卑微被化解了,多种个性汇成了一种趋同的强音。

稍作延伸,宋人的精神气质本就深沉自抑。诗词虽不乏沉甸甸的政治关怀和伦理思索,情感强烈,但过多模式化的悲悯与感奋,本无意于开掘个性的深度,而趋近于社会规范和群体力量。

这就是繁密的趣味,以及与之相关的“力度”。

(二)

小说中的实例,分用东西方的两部作品。

时空迷离,真幻交叠,作为叙事的补充很早为神话故事所采用,作为叙事的基本手法被普遍接受,则要到近一百年才开始。现代派中,豪尔赫•博尔赫兹与卡尔维诺称得上玩转时空的巨手,单是语言,意象交叠之趣已尽显:

我在英国的树荫之下,思索着这个失去的迷宫。我想象它没有遭到破坏,而是完整无损地座落在一座山的神秘的山巅;我想象它是埋在稻田里或者沉到了水底下;我想象它是无限的,并非用八角亭和曲折的小径所构成,其本身就是河流,州县、国家……我想象着一个迷宫中的迷宫。

——豪尔赫•博尔赫兹《交叉小径的花园》

上文精于思索,又或敏于感知者:

记忆的潮水继续涌流,城市像海绵一般把它吸干而膨胀起来。描述今天的采拉,应该包含采拉的整个过去:然而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语言和叙事之间,有一段距离。要在有限篇幅里纵横古今,也要勾连出像样的头尾,承住思维的碎片,没有一部结实的框架不可能完成。如上二种小说,句式的重复与词汇的排比,营造出整体上的统一感,确实能帮助横溢的想象力各归其位。

涉及历史题材,本容不得时序的错乱。然而统率的技巧一旦到位,“历史—现实—历史”的自由转换将会开出绚烂的花朵,环绕唯一的圆心,层层铺开,镂金错采。

以嵌套结篇的西方例子:

马格丽特就这样边说边同大师走向他们永恒的栖息地。大师觉得,她说的话就像是身后喃喃低语的那条小溪在潺潺流动。于是,大师那惊恐不安、遍体鳞伤的记忆,逐渐犹如轻烟般逝去了。仿佛有那么一个人,正在把大师引入一片自由天地,就像刚才他把笔下的主人公引入自由天地一样。主人公一去不返了,消失在无底深渊——他,就是国王占星家之子、残酷的五世犹太总督、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在复活节前夕,他被宽恕了。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马格丽特》

大师,1930年代的诗人;玛格丽特,大师的恋爱对象;彼拉多,宗教史中耶稣的审判官,也是大师构思中的历史小说主人公。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并肩挑起苏联文坛的现实与主人公笔下的历史,现实的无奈,正如彼拉多信任耶稣的道德却不得不签署判决的无奈,大师和马格丽特则在一派魔幻的氛围中超离尘网。

以“梦”为框架的东方例子:

如孙行者牡丹花下扑杀一干男女,从春驹野火中忽入新唐,听见骊山图便想借用着驱山铎,亦似芭蕉扇影子未散,是为“思梦”; 一堕青青世界,必至万镜皆迷。踏空凿天,皆由陈玄奘做杀青大将军一念惊悸而生,是为“噩梦”; 

欲见秦始皇,瞥面撞着西楚,甫入古人镜相寻,又是未来;勘问宋丞相秦桧一案,斧钺精严,销数百年来青史内不平怨气,是近“正梦”;

 困葛儡宫,散愁峰顶,演戏、弹词,凡所阅历,至险至阻,所云洪波白浪,正好着力;无处着力,是为“惧梦”; 千古情根,最难打破一“色”字,虞美人、西施、丝丝、绿珠、翠绳娘、苹香,空闺谐谑,婉娈近人,艳语飞扬,自招本色,似与“喜梦”相邻;到得蜜王认行者为父,星稀月郎,大梦将残矣;五旗色乱,便欲出魔,可是“寤梦”。

 约言六梦,以尽三世。

——董说《西游补》

清代小说《西游补》,叙述孙行者在一梦中游历“青青世界”。思梦、喜梦、寤梦,串联起的却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繁密的历史叠影,给人层层渲染的感受。与《贺新郎》的铺陈掌故相比,叙事的交叉显然更考验作者的安排能力,同时熬炼着已为写作定式固化的大脑。

在这里,核心词是“密度”。

(三)

最后讲一个不是历史小说的历史小说。

《百年孤独》,布恩蒂亚家的百年,隐括哥伦比亚近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二十万字的篇幅讲述七代数十人,文字的密度空前绝后,比之为“艺术化的编年史”。然它极能打动人的地方,是那份轻盈而不凝滞的神采。每到章节末尾,关于人物命运毫不留情的转折与收煞,最让人着迷,常能给人在史册中无法获得的直观: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

——第九章

大屠杀之后过了六个月,当伤者已经康复、公墓上最后的花朵已经枯萎时,奥雷连诺第二就到一个遥远的城市去找菲兰达·德卡皮奥,因为她是跟她父亲住在那儿的。随后,他把她带到了马孔多,举行了整整二十天的热闹婚礼。

——第十章

它们无不在书写过程里压缩物理时间,以满足繁密的趣味。它们无不冷静,暗暗压下涌动的悲凉。于是,故事的时间很长,叙述的时间却很少足够。紧追不懈,让读的人和写的人都筋疲力尽。如果繁密是一种有意识的追求,那么写作已然为之付出了代价。

那是一种叙事“速度”的激情,以及激情背后脑力的燃烧。

〈结语〉

世界的广袤,可以容纳不同的观照方式,这是前文说过的;

但在文学欣赏的领域里,感动先于表达。

我知道这样说会引来不小的批评,我将会对批判和质疑表示尊重。在有限的篇幅里,我潦草地勾勒了三种繁密的历史讲述风格,不是故意抬高一方来贬低另一方,而是考虑就写作风格和阅读趣味本身,实际上一直存在这类“自由派”。

繁密的趣味和单一的趣味相比,有何优越处?给一个极端的评语,它有利于小说向文学手法用功,而不是向应用文靠拢。给一个具体而微的评价,繁密的文字可松可紧,节奏多变,兴趣的表现更加自由。这一切赞美都存在前提:合乎因果规律、剪裁得当、基调统一。

这番话,我特别想说给有意创新历史小说、却为种种清规戒律而止步的朋友们。

真的没有必要在意批评。

一个事实是,中规中矩的笔法同样未能获得每个人的称赞。对正统历史叙事的批判,我也读过不少,其实更可用“罄竹难书”四字。哪怕里头的钻研功夫着实让人钦佩不仅文献的钻研,而且有事理的揣摩哪怕作者确实怀着对历史的极端执着只是才力所限,骂声依旧不绝,称它们各自沦为主流意识传声筒

就我看来,不如说:

既然小说有义务穷形尽态,那么历史应当坚持历史的标准;

既然作者想表达更严谨的判断,那么有必要使议论对象受约束;

既然人人都有权表达,那么腐儒也不妨秉笔弄文;

这些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当面向单一对象的现实主义写法被奉为历史写作的圭臬,其它意见难得发声时,相反的风格就非常有存照的必要。

众口一声,便是勾勒出了偏见的轮廓。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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